去年，轰动全港的“禽流感”（因在香港个别市民身上发现H5N1俗称禽流感的病毒，引起香港市民和政府大肆杀鸡的行动）事件引起了香港市民和政府的极大恐慌，100多万只鸡应声被杀，香港市民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中没有鸡吃，造成了政府和供应商们的巨大损失。“禽流感”真的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吗？
有医学界的人士认为，任何一场流行病，就算是一次普通的流感，也可能会令一些身体状况本来不好的人有死亡的危险。“禽流感”的确造成了一定的死亡，然而几个个别的事例并不能说禽流感已经在整个香港蔓延。事实上，到了后期，在政府和医务界的努力之下，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完全没有必要将香港所有的鸡一并杀掉。
然而，传媒的力量超乎常人的想象。
从一开始，香港各大传媒便对“禽流感”大肆渲染，每天到各大医院清点死亡人数，又把香港此次“禽流感”的状况和世界各地曾发生过的“禽流感”加以比较，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之态。一时间，好像医院每天都在死人（医学专家说：其实就算没有“禽流感”，医院也是每天都在死人的，但在这些报道中，好像医院所有的死人都与“禽流感”有关），恐慌的气氛在香港和全世界各地蔓延，令香港政府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痛下决心，杀光了香港所有的鸡。
当然，“禽流感”马上得到了控制，然而，造成的损失却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在香港传媒大报特书之下，本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十分不景气的香港旅游业、饮食业更加萧条，逢年过节，不但外地来香港的旅游者大大减少，连香港人都纷纷出外“吃鸡”。
一位香港的大学教授认为：“如果是真实的报道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在这些新闻当中，有多少是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而故意夸大的渲染，还有多少是为了与同行竞争而作出的不负责任的猜测？我们的新闻自由，是不是已经走得过了头？”
几个月前，香港一份大报忽然在头版登出了一大新闻，说歌星黎明为情自杀。
一时间，不但香港各大报刊杂志疯狂报道此新闻，连电视台也不甘示弱，每晚的电视专题节目不厌其烦地追访有关人士，连与黎明传出过绯闻的女星舒淇也跟着名声大振。
然而，两天之后，黎明既没有死，也没有在医院昏迷，而是气恼地出现在电视观众面前，对这一不负责任的报道大加指责。黎明说自己正在家中睡觉，不断接到朋友和记者们打来的电话，才知道自己“为情自杀”的“事实”。
一家大报，在头版位置（请注意并不是在娱乐版）刊登一名歌星的新闻，既不做调查证实，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只凭一股空穴来风，便向公众宣布一些虚假新闻，后果会怎么样呢？也许，一时之间，报纸的销量可能会有所增加。然而长期下去，传媒失去的，是公众的信任。如果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受众接受的都是虚假信息，到第五次，谁还会相信传媒呢？
近两年来，香港传媒的“狗仔队”（香港传媒专门跟踪、偷拍名人隐私的记者队伍）越来越风行。跟踪追击，偷拍照片，令香港所有的知名人士（特别是演艺界人士）防不胜防。
王菲和窦唯的离婚案最早便是被传媒“炒”出来的，就因为窦唯的一句“她（指高原）是我爱人”，一时间，从北京到香港，从王菲、窦唯到故事中的第三者高原再到窦唯的父亲王菲的朋友，全都成了记者们追访的对象。香港各大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远赴北京，日夜守在窦唯的楼下，只要窦唯一露面，便被记者们包围着问这个问题。
本来，演艺界人士属于公众人士，受传媒和大众的注意理所当然，隐私被报道出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然而说到底，他们也是人，谁受得了这种没完没了的贴身追击，谁受得了只要说一句话都要被添油加醋报道出来再指责一番的处境。在众人的围困中，窦唯不知怎么说了一句，“这是个阴谋”，其实没有人知道他说什么是个阴谋，但传媒的报道中马上指出：窦唯说王菲与他结婚是个阴谋，与他生女是个阴谋。一下子，窦唯被报道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备受各界指责。高原便成了众矢之的，连王菲的朋友那英都对她破口大骂。
十几天后，窦唯终于忍无可忍，顺手将手中的汽水向围在他周围的记者泼过去，一下子洒在了一名香港电视台女记者的身上。于是，女记者回到香港愤怒地指责窦唯的“无礼”和“野蛮”，电视台也声称要状告窦唯等等。
窦唯向记者动粗当然不对（何况对方还是一个弱质女子），然而记者如此这般十几天地围追堵截就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吗？你是记者，你就可以不分昼夜地干扰别人的一举一动？如果你是窦唯，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状态下，你会不会发火，你会不会失态？
如今，王菲和窦唯的离婚案已经过去了，王菲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说：传媒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人的真实情况，而公众也不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包括那英，她也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情况，大家都是受了传媒的误导，所以对我和窦唯产生了误会。
天，这就是记者们拼尽千辛万苦所得到的回报吗？
当传媒一天天强调新闻自由的时候，有没有自我反省一下，应该向公众传递什么？在这个信息发达社会一日千里的时代里，传媒的责任仅仅是提供别人的隐私吗？
香港是一个传播媒体十分发达的地区，传媒竞争十分激烈。报刊时不时打一场降价战，令许多中小媒体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危机，而电台电视台的竞争也往往攸关生死，于是大小传媒各出奇招，争取受众。你用“狗仔队”，我出高价钱，反正怎么哗众怎么说，怎么取宠怎么报。
去年香港一名妇女因为丈夫在深圳有外遇而带着两个孩子跳楼自尽。香港传媒在此后几天跟踪报道这名妇女的丈夫在妻儿去世后又上深圳与“第三者”交欢的各种丑态，引起香港市民的极大愤怒。以至于这个男人被所在公司开除，走在路上被市民追打。
谁知，后来大家才得知，原来此男子是接受了香港一家传媒的钱，故意做出一场场戏让传媒去拍的。该传媒为此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处罚。
香港市民非常愤怒，他们有一种受了误导的感觉。如果说，这个男人为了钱不要自己的人格，那么付钱造新闻的传媒是不是为了引起轰动效应便可以不顾起码的职业道德？
传媒是一个严肃的职业，是“天下公器”，需要相当的职业道德。如果有一天，当读者再也不能从传媒得到令他们信任的资讯时，离传媒消亡的日子便不会太远了。
